痛别，张学海在济南去世

1993年发掘完建新遗址之后，当年年底孙波就转入到了薛故城遗址的发掘中，孙波说：“在薛故城遗址的发掘上，主要也是张学海先生对我们进行了指导。这个指导对我的影响在哪里？主要就是在考古发掘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它的文献史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阶段。同时，遗址和它周围一些相关的遗迹现象、聚落的关系，也要统筹、纳入到对这个遗址的本身的考察上。”

其后，孙波又参加了景阳冈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是在张学海先生的主持之下，我跟着他把阳谷、茌平、东阿这几个县区，包括聊城市区都跑了一遍，把这些过去觉得有线索的遗址大部分都进行了探勘。这项考古工作使我当时隐隐约约意识到，在做聚落考古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区域，不仅是遗址本身和这个遗址相关的，还要有对聚落群的关注。这些重要的遗址，和普通遗址，它们在空间上都是有关系的，可以组成一个群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本土学者探索中国的聚落考古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重大。虽然当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种区域的概念，但它在我们本土的这些最顶尖的学者里头实际上是已经有了，只是用另一个名词来代表它。比如张学海先生经常使用的就是‘文化小区’或‘聚落群’。”

提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家之说

数十年致力于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张学海先生成就卓著： 他不断推进大遗址“四有”探掘，融大遗址保护与故城考古为一体，做出重大贡献。他率先对墓葬进行分组，分鲁城周墓为甲乙两组，揭示了居民的族属、族居族葬、悬殊的社会地位及变化等重要信息，开启墓葬发掘研究的新阶段。他长期关注齐鲁故城，努力建设一流考古基地。首先对齐鲁文化做出概括，为齐鲁文化研究做了开山铺路工作。在他主持指导下，海岱区发现较多龙山文化城，他率先启动海岱史前城课题研究。他从方法论高度总结了大遗址探掘方法，丰富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基本由他编写的《曲阜鲁国故城》先后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城子崖遗址探掘被评为1990年度和“七五”双十大考古发现，获国家文物局首届“优秀田野考古成果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学海先生提出国家诞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史前聚落群聚落形成“都邑聚”式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标志国家诞生的一家之说。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对海岱文化区的文明起源进行了探索，张学海先生思考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出国家诞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证明中华文明的形成，必须要找到一批中华古国。中国国家由部落脱胎而来，探索国家诞生就要首先确认一些典型部落。

他认为大汶口文化聚落群先是部落，其中少数规模大和较大的聚落群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的5000年左右已发展成国家。标志是群体内的聚落形成了“都邑聚”式金字塔形层级结构。关键是群体的中心聚落向政治中心即“都”转化。“都”的标志是有殿堂性质的大建筑基址和王墓性质的大贵族墓，高于一般的文化总体水平以及明显大于群内其他聚落的规模，或者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