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咖”齐聚马鞍山，论道凌家滩！

扮演了关键角色

自1987年以来，凌家滩遗址先后历经14次发掘，总发掘面积达7000余平方米，先后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3000多件。作为凌家滩第三任考古领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张小雷从勘探、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学术会议与公共考古、价值与意义等角度分享了2020-2022年凌家滩考古新发现。

2020-2022年为凌家滩专古发掘第三阶段，勘探范围为18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目标为进一步揭示凌家滩遗址的聚落布局，工作计划包括对遗址南部大型红烧土遗迹进行揭露，以寻找与墓地相匹配的大型建筑；发掘外壕北部缺口，了解遗址北端是否存在防御设施。

张小雷介绍，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首次以确凿的资料证明，遗址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支持，也需要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这极大提升了我们对凌家滩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发现了迄今唯一的中国史前时代以钺为主要物品的大型仪式活动遗迹；不同文化因素器物的出土，充分证明各地区的交流和撞击在凌家滩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凌家滩社会领导者熔合各方因素的社会发展方略；发现新玉器类型，石雕残块，丰富了对凌家滩文化内涵和信仰体系的认识。他认为， 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凌家滩在各地文明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中，大型仪式中心的营建、基于宇宙观的宗教观念和仪式、以钺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均对此后良渚早期国家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凌家滩遗址有可能成为

实证五千多年文明的圣地

2020年，“凌家滩遗址聚落形态研究”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围绕“凌家滩遗址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带着大家从文明的角度考察凌家滩遗址。

中国考古界冲破西方提出的“文明三要素”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新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国家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王巍分析，凌家滩进入文明社会的可能性表现在：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140万平方米、具有明确功能分区的超大型聚落——都邑；随葬数以百计随葬品的大墓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随葬大量武器——玉石钺和玉龙、玉虎、玉鸟等与信仰和祭神有关的玉器，反映出当时已出现初期礼制和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大面积红烧土建筑基址——宫殿或神庙，可能是王居住或举行祭拜活动的场所；大量玉石钺随葬表明当时战争已经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与良渚一样，凌家滩聚落的选址北依丘陵地带，也存在以玉为贵的理念和礼器，存在悬殊的贫富分化，一样有对鸟的崇拜、以玉石钺象征军事权力，高等级墓葬都位于堆筑的祭坛上。

王巍说，如果说良渚遗址是实证五千年文明的圣地，那么，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多学科研究的全面开展， 凌家滩遗址完全有可能成为实证五千多年文明的圣地，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500年。

马春梅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凌家滩时期文化发展受控于

岗地地貌和周围湿地环境变化

凌家滩的考古工作始终秉持多学科合作的理念，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开展了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红烧土科技研究等工作。

从研究背景与科学意义、地质地貌与遗址分布、气候环境与人类适应、农业发展与环境影响、初步认识与研究展望等方面，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马春梅分享了凌家滩遗址环境考古研究进展。她和团队研究认为，江淮走廊内早期聚落发展经历了稳定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成为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凌家滩时期文化发展受控岗地地貌和周围湿地环境变化；沉积学、孢粉和植硅体、地球化学等指标显示数据表明巢湖流域6-5ka BP气候由暖湿向凉干转变；5.5-5.2ka极端水文环境变化可能造成了凌家滩人的迁徙。 (注：ka表示千年）

她透露，下一步，团队将重点研究高分辨率定量化6-5ka古气候，以更深入探讨气候环境与凌家滩文化发展的关系；探索遗址核心区-遗址外围-流域区域人类对植被生态的影响；通过遥感、地貌水系DEM数值和剖面测年等分析尝试探讨裕溪河在凌家滩文化发展时期存在否；研究遗址外围湿地环境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以及与水稻种植是什么关系。

吴又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

凌家滩可能存在

专业化的烧土制作作坊

凌家滩遗址大型红烧土遗迹分布范围平面呈长方形，现存面积约2700平方米，复原面积约3400平方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吴又进从材料特征、烧制工业等方面对凌家滩遗址红烧土遗迹和祭祀坑中烧土科技研究作了介绍。

通过对大型红烧土遗迹、墓葬区西侧祭祀区烧土进行取样和样品的色度及磁化率、元素组成特征、物相等进行分析研究，以及对烧制工艺进行热膨胀、磁化率、释光法测温，吴又进和团队认为大型红烧土遗迹中发现的超大块烧土为一次高温烧成；灰黑色烧土为高温还原性气氛烧成，但根据灰黑色烧土的出土情况推测其应源于大量或大块烧土烧制过程中的还原气氛造成。大型烧土遗迹和祭祀区内内烧土样品烧成温度均大于900℃，烧制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部分烧土在高温段的保温时间较长，推测为窑内控温烧制而成，可能存在专业化的烧土制作作坊。

通过对烧土遗迹成因及性质分析，吴又进和团队认为大型红烧土遗迹不同深度烧土样品和未受热黏土样品元素组成的明显差异，推测烧土遗迹中烧土可能来自不同的烧土生产作坊或为分区域多次堆积而成；烧土间未受热黏土可能为堆积后填充。墓葬区西侧祭祀区红烧土烧成温度明显高于大型红烧土遗迹出土的烧土样品；祭祀区出土的白色烧土原料为高岭土这一重要的矿料资源，可能与此处烧土遗迹的特殊性有关。

秦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凌家滩玉石器文化

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

“我们现在对祭祀坑开展的主要工作是对玉器、石器、陶器和微环境的科学检测分析，目标是复原祭祀坑的形成过程、使用方式，以及各类祭祀器物的来源和生产体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介绍，通过对祭祀坑里出土的器物进行初步分析，现在能看见的祭祀坑内所有的器类并没有超过原来凌家滩器类风格的认识，很有可能是为了特殊的活动，而不是为了葬仪活动来进行的专门化生产。

“从玉料、石料、资源和制作的技术来看，它没有超出原有的凌家滩墓地出土玉石器的认识，它的专门化生产仍然是一个整体性的玉石器工业里面的一种分工，可能会存在为祭祀活动来做的一些专门化生产。”秦岭表示，这让我们第一次知道长江下游有除了墓葬以外，使用玉器的明确空间。

在秦岭看来， 凌家滩玉石器文化重要价值体现在长江下游第一个用玉高峰，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也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同时，秦岭认为从组璜佩、棺饰、排列有序的钺锛组合、互有联系但并不同体系的特殊玉器，还可以看出凌家滩独有的用玉制度。

“祭祀坑对理解早期用玉有着重要的启示，同时，凌家滩玉石手工业见证长江下游用玉观念和技术体系的形成，在同时期文化交流中有着关键作用，在良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密切关系通过各种层次日益显现。”秦岭说道。

王宁远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凌家滩整体规划布局

有一定对称性

“凌家滩在5300多年前忽然衰弱，显示其有向太湖流域迁移的迹象。而良渚古城5000年前的崛起，让我们对这300年间的区域高等聚落产生研究的兴趣。”围绕凌家滩与良渚聚落结构和形态比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宁远进行了研究。